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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前的欧洲各国中,汉学最兴盛的确实是法国 19世纪前半叶,雷姆扎( 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 )和住在巴黎的德国学者克拉普特( julius klaproth,1783-1835 )互相切磋,法国汉学勃勃 此后,法国相继出现了儒教莲( 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 )、沙畅( 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伯希和( paul pelliot,1878-1945 ) 上述前贤是法国汉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 雷穆萨以前,胡蒙( 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 )开创了法国汉学的先河,奠定了基础,但其水平停留在汉学的萌芽期,很难与雷穆萨以后的学者进行比较 雷姆扎从雷姆扎开始的法国汉学大师们对汉僧西域行记感兴趣 汉僧西域行记成为法国汉学的重要研究行业 关于伊斯兰化以前的印度和中亚广大地区的社会、文化等新闻,由于只能从这些中文文献中获得,这些材料自然受到学者的关注 幸运的是,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在北京宫廷活动的耶稣会士都是法国人。 理由是康熙得了疟疾时,法国耶稣会士看病处方,采用刚带来的奎宁来治愈。 因此,康熙对法国耶稣会士信任特重[白晋( joachim bouvet )《康熙帝传( Histoire Del’EmPereurdelachine ),海牙,1699年,见106-107页] 雷姆扎在法国学院教授的就职演说中强调,这些中文书籍确实为推动法国汉学者学术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欧洲中文研究的起源、快速发展及其功能”( surl’origine,lesprogrèss ) 汉僧西域行记中,浩瀚、新闻量最多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其重要性已为学者所知,但在雷姆扎和克拉普特的时代,法国国内还未见《大唐西域记》 雷姆扎没办法,只能先把法显的《佛国记》翻译成法语。 当时欧洲法国皇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是首屈一指的,但其中没有《大唐西域记》,真不可思议 原因可能是《大唐西域记》通常被收入大藏经,没有作为单行本流传,但当时皇家图书馆没有收藏大藏经,自然看不到《大唐西域记》(其实明末万历年间有歙县吴氏西爽堂刊本, 1834年10月,克拉普罗在柏林地理学会就《大唐西域记》发表了演讲,此时也只能使用《古今图书集成边系典》中引用的一节。 与《西域记》全书[克拉普特《玄奘旅行概要》( APeruduvoyagedehiouanthsang.LUA LASéancedelasociéDegéograPhiedeberlinle 15 Novembre 184 )无缘。 《旅行和地理学年报新编》( nouvellesannalesdesvoyagesetdessciencesgéographiques ),巴黎,1836年,第35-44页) 雷姆扎翻译的《佛国记》法语译注如下: foĕ kouĕ ki,ourelationdesroyaumesbouddhiques:voyagedanslatartarie,dansl’afghanistanetdans’Inde à la fin du ive siècle,ParchyFahian.TraduitduchinoisetcommentéParm.AbelréMusat.ouvragePosthumerevu, complétéet augmentédéclaircissementsnouveauxparmm.klaprothetlandress.Paris.im PriméParautorisationduroiàléimprimerie roale, 法语部分是雷姆扎生前由本人完成的,注释部分是全部40节中雷姆扎完成了最初的21节,剩下的部分分别是克拉普洛特和朗达莱斯( ernest clerc de landresse,1800-1862 )的 这本书作为法国汉学界第一本汉僧行记的译注本,值得铭记 从此,翻译汉僧行记成为法国汉学以前流传下来的一种 汉僧行记中最重要的《大唐西域记》法语版直到1857年才出版 那一年,儒莲准备好后,以下引用的书( 2卷书):mémoiressurlescontrées occidentales,traduits de sanscrit en chinois,ENL’648, 出版parhiouthsh的etduchinoisenfranaisparm.Stanislas Julien.Paris:IMPrimerie IMPériale,1857-58 .儒莲《大唐西域记》法语版这本书是《大唐西域记》 为了正确翻译《西域记》,儒莲还对梵语的汉字音译法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后来《如何解读和转录中文书籍的梵语名词》( méthodepourdéchiffrettranscrirelesnome 然后儒莲在完成《西域记》法语版之前,翻译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全十卷,儒莲的法译全部翻译了前五卷,后五卷只有提要), 题目如下: histoiredelaviedehiouen-thsangetdesevayas depuisl’an 629 Jusqu’en 645, par houe-liet yen-th soung:... traduitduchinoisparstanislasjulien.Paris:imprimerie IMPé二、《宋云行记》三、《大唐西域记》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五。 这些着作可能会收录在儒教大规模的《汉僧行记丛书》( 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 )中,这个丛书名见于《西域记》法译的封面 《慈恩传》是第一种,《西域记》是第二第三种)的候补作品 儒莲本人只是完成了《慈恩传》和《西域记》,其余著作的译注工作只能留给后辈学者。 他的这个构想是更早开始的——1847年发表在《亚洲学报》上的复印件,他已经提到和解说了很多汉僧行记( stanislas julien ) renseignementsbibliographiquesurlesrelationsdevoyagesdansl’indeetlesdescriptionsdusi-Yu,qui ontécomposéesenchinoisentrelevees 如上所述,雷姆扎和克拉普特一生都看不到《西域记》的全书,儒教莲完全利用其广泛的人脉,一共得到了三部《西域记》(见《慈恩传》法翻译序言第10页)。 三部中有两部是同一版本,其中一部来自1838年在中国境内活动的遣使会传教士,另一部来自英国前宁波领事罗布聪( robert thom,1807-1846 ),但都是儒教莲说的“钦定版”(édition ) 关于儒莲为什么认定这个版本为“钦定版”,没有理由知道 后来,他得到了四本细长的旧刊物。 是南方刊上刻的藏经书之一,从当时的流通状况来评价的话,我想是永乐南藏书。 儒莲的《西域记》法译确实是首次公开出版的欧洲语言翻译 但是,在1845年,也就是儒莲法译出版前十几年,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γ.о.γγγγ,1818-1900 )已经在北京完成了俄罗斯翻译。 全书12卷,附有地图,似乎可以马上交付在印刷厂出版的原稿,但很遗憾长时间埋藏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里 俄罗斯拥有每十年向北京派遣东正教使团的特权,比欧洲其他国家在获取中国文献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第十二次派遣团( 1840-1849 )的成员之一 继承儒莲的事业首先是沙畅 他博得很多知识,包括美术、考古、石刻、宗教、土耳其石材等行业,涉猎相当广泛 沙畅以完成司马迁的《史记》法译的成果而闻名,汉僧行记的译注也是他研究的重要一面。 沙畅沙畅所翻译的着作,首先是义净的《求法高僧传》——本封面第一行记载了voyagesdespèlerinsbouddhistes(『 (《汉僧行记丛书》)。 明确表示他的事业继承了儒莲的计划: mémoire composélépoquedelagrandedynastiet’angsurlesreligieuxéminentsquiallèrentchercherlaloie pari-tsing.traduitenfranaisparedouardchavannes.Paris:Ernest leroux,1894 .《求法高僧传》法语版以后,陆续翻译了《继业西域行程》《宋行云记》 除了这些翻译,沙畅还撰写了gunavarman ( 367-431 p.c.).t’oung Pao,1904,pp.193-206等相关问题。 Jina GuPTA ( 528-605 APRèSJ.- C.).t’OUNG PO,1905,PP voyageurschinoischezleskhitanetlesjoutchon,journal asiatique,9e série,ix,1897,pp.377-442,xi,1898, pp.361-439等):(1)l'itinérairedubélèrinki-ye继业dans l'inde. befeo naetlegandh; ra(518-522p.c.),befeo,1903。 PP.379-441.(3)voyagesdespél; rinsbouddhistes .―l’itinéraired’ou-k’ONG ( 751-790 ),traduitetannotPamm 最后,沙畅和西尔万·莱维( sylvain lévi,1863-1935 )合着 作为印度学者的列维不是汉学家,但精通汉文 他从《法量珠林》中捡起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的碑文,将其翻译成法语解释,以《王玄策使印度考》( Lesmissionsdewanghiuen-TS’EDAN SL’Inde )为题《亚洲杂志》1900年号 这个句子是英译: themissionofwanghiuen-ts’ein India,translated by s.p. chatterjee,Calcuta:IndiangeograPhicalsociety,1967 1990年,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大唐使天竺铭》摩崖碑残字二十四行,显庆四年( 659岁)王玄策第三次在印度完成使命时留在这里,现在被认可为全国要点文物保护机构 烈这篇文章当然不能用这个新发现的资料,但他也尽了所能,搜索了当时可用的所有资料,又沙畅地求教,完善了论文。 值得观察的是,《悟空行记》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两书看不出是儒莲的计划,沙畠和烈维通过两人的力量从传世文献的大海中钩沉下来,可以看出此时法国汉学的实力之强。 西尔万烈维沙畅和烈维的努力,在达成儒教莲原计划的基础上,向学术界发表了新的材料 但是法国汉学对这个行业的贡献不止 最后,笔者必须介绍的是伯希和的奇迹 从1906年夏天开始走中亚考察道路的伯希和,于1908年2月11日到达千佛洞(莫高窟) 逐一调查洞穴后,说服王道士,从3月3日开始在藏经洞检查敦煌遗书 众所周知,他在洞穴里黑暗的煤油灯下选择了有学术价值的笔录,除了汉文以外,还用藏语、于阚文、粟特文、回鹈鹕文等各种语言书写笔录,共计约有5000卷 现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就是这样伯希和自己选择的 其中之一与本文的主题关系最密切: 1908年3月23日,伯希和不知不觉中发现了惠超的“传入五天竺国”! 《旅行日志》中“最后,特别是新发现的求法僧的记录 首尾一贯不足,但对研究印度特别是俄属突厥斯坦、喀什和库克很重要 这个无名作者于开元15年11月( 727年末)到达了安西,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惠超 其所作《往五天竺国传》被转用为大藏经的注释 本注释中提到的“昆仑”和“谢”也见于这本书,用于表示zabouristan的“谢”。 根据《唐书》,只有武则天即位后才采用,也就是公元700年以后。 》( p. pelliot,carnets de route,1906-1908,paris: les indes savants,2008,p.290 )伯希和出发前在河内担任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当时也涉猎了很多文献, 他说的《大藏经中的注释》,是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 惠超《迈向五天竺国传》的音义见于其中第100卷 慧琳《音义》是古佗书,只收录在《高丽藏》中 当时流通的通常学者可以使用的版本只有日本延享三年( 1746 )狮谷白莲社刊本和东京弘教书院出版的《大日本校订大藏经》(即缩印藏经,1881-1885 )活字本两种。 伯希和在远东学院看到的是哪个版本暂时不知道,但伯希和在藏经洞读书的时候,能用像微末一样的记载识别这本书不是奇迹! 法国汉学对汉僧西域行记的关心和研究,始于雷姆扎,又以伯希和奇迹的发现而结束,诚可以说是大团圆的结局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来源:吉林福音时报
标题:【时讯】西索讲坛︱高田时雄:法国汉学与汉僧西域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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