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卫·瓦格纳：无常中的日常，日常中的无常——我们经历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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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2020年初的这个世纪疫情，谁也不能忽视。有人不幸身亡，有人惨死，还有人火速赶来救人...这不亚于一场战争，一场生死决战。而“三个月的战火过后”，原本被认为是欧洲“西线万籁俱寂”的东西，几乎被彻底消灭了。他们的作家会像大众一样待在家里躲避疫情吗？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

德国作家大卫·瓦格纳，一个与音乐家瓦格纳同名的作家，六年前第一次与中国产生了联系。他的自传体小说《人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同年，成为邹韬奋一年一度的外国小说奖第一获得者。今年，在《生活》再版的同时，小说《四个苹果》也在国内出版。这部写得比较早的小说，在日常超市的描写中，引出了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人性改变的可能性。他的小说不仅在生死边缘直接追问生命的意义，还在日常关注中揭示生命的真相。目前直接面对生死，在家抗疫，改变日常生活，瓦格纳的独特性会为我们描绘出怎样的异域图景？

除了生活与人生过程的对话，作者还以一个作家的方式记录了与同龄人和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的两个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正常的生活和目前特殊时期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看到作者此刻正在经历沧桑的特殊负担——所谓日常生活中的无常，日常生活中的无常。虽然对现实的描述可以解释为对历史的实时记录，但历史的印记也会在现实中呈现出来。人和事是因，是果，是承，是真相。

徐芳:和几乎所有人一样，你要呆在家里看？那么，你是怎么认识外界的呢？疫情过后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流行病作家？疫情创造？后疫情文学的出现？比如之前流行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人的自我专注的迷恋，有人说只是反映了我们的外化程度？描述外界就是同时记录内向的过程？

大卫·瓦格纳:窗户，我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柏林一条空摇摆的街道。当然，有时空并非如此，也不是所有的柏林人都会按照指示呆在家里。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遵循有距离的交流规则来减缓流行性病毒的传播。这让我很生气。另外，我可以通过另一个窗口看到世界:我的手机、ipad和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我看了很多各国的新闻，包括中国的报道。基本上和平时没太大区别——只是，不能再去旅游了。

徐芳:你认为作家可以做一些不同于一般媒体的事情吗？你会比一般媒体想的多吗？

大卫·瓦格纳: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也是媒体的一部分；是的，作家和他们的书都是媒介。而我，作为一个作家，也在这里用一种媒介来表达自己:一份上海的报纸。而作家对世界有自己的视角，有用自己的语言重构世界，用自己的声音模仿世界的特权。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语言应该比其他人更干净、更透彻、更优美——也许他们甚至比其他与语言相关的人说得更真实。遗憾的是，只有这一点无法保证。

徐芳:(提问时间)4月22日是地球日，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年4月(前后)，世界仍处于疫情状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作为一个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些话题？作家可能遇到的困难，还是在感情膨胀的时候，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或者是解决办法，抓什么写什么？

大卫·瓦格纳:很难找到书的读者。现在很多书店都关门了，有的还在关门。所有的数字阅读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手里有纸质书和纸。纸是有耐心的。就地球而言，气候变化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疫情病毒的停滞，只让我们看到了灾难的真实程度。我非常希望这次突发事件能够加速汽车交通的终结，也就是加速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

徐芳:你的小说《人生》在国内成功出版，获得2014年最佳外国小说奖。也是第一部获得陶芬奖的外国文学作品，今年再版。书中的许多词语都与生死有关。面对当今全球流行的病毒，面对人类的生死存亡，你会如何描述这些主题？还是现实是一种心理安排，是生或死的证明，还是一种情感？

大卫·瓦格纳:生与死意味着什么？这是地球上几乎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问自己的问题。人活着应该做什么？如果你意识到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呢？我们一定要死吗？当前的疫情缩短了世界各地如此多的人的生命，或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它提供了一个思考生命真正意义的机会。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机会。当时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差点死掉，但最后还是被救了。那次经历，我写了《人生》。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认识到生命的礼物。

徐芳:你家疫情日记里提到的作家很多。你觉得会有很多德国作家写关于疫情的文章吗？

大卫·瓦格纳:我希望许多德国作家会写这种流行病毒。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事件。那些以描述和解释当下世界为己任的作家，是无法绕开这一疫情的。他们不能假装不存在；我当然不想看一本假装不存在的书。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突发事件。

徐芳:有没有打算写一部关于疫情的小说？

大卫·瓦格纳:还没有，但是谁知道呢。很遗憾，写一本书总是要花很长时间。写作需要时间，需要和事物、事件保持距离，这是我目前没有的。在我看来，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部小说里，一部恐怖小说。目前，我尽量在日记中记录时事。

徐芳: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不再局限于特定地域的传统表达，而是更多地关注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活动是如何影响、改写甚至重塑人类的物质领域的。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地理空的多重书写，一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逐渐脱离自身的物质特征，演变成一种连接人们期待与想象的“文本化”的空。上海也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城市，用各种各样的词语重构和文本化？从不同文本对上海景观的描述和呈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为客观地理的上海的不同现实，也可以看到作为想象表现的上海的陌生和抽象。你去过上海。你会如何在脑海中或写作中描述上海？

大卫·瓦格纳:三年前，我写了一段《问上海》。我曾经写过:为什么实际上无味的米粥让我觉得津津有味？只是因为闻起来什么都不像。所以才有味道？为什么我前一天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期待米粥了？也许我曾经是中国人？上辈子？还是我现在要当中国人了？有多少人住在上海？上海为什么变得这么大？

这个城市有多少部电梯？电梯技术人员有多少？还有，在这些高楼里，每天有多少电梯技师用多少辆车穿越城市去修电梯？他们中午在哪里吃饭？吃什么？这几年这里建了几万吨水泥？大楼里挂了多少盏广告灯？在多少个购物中心开了多少家星巴克连锁店，我走过多少家？而谁在给几公里长的高架公路左右两侧的隔离墙花槽里的绿植浇水呢？你为什么把花坛放在那里？是谁想出来的？又有多少辆车经过？

为什么我还没有被安静的电瓶车伤害过？为什么所有电瓶车都不开灯？为了省电？下雨的时候骑自行车的人怎么打伞？为什么当我看到一个女人骑在电瓶车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没有戴头盔，我还是会紧张？

如何在17、29层外面晾衣服不被风吹走？如果上海不像那不勒斯——是不是像伦敦？

袖手旁观街上有多少棵法国梧桐和多少棵银杏树？糖汁鱼是什么味道？还有鲁迅公园放风筝有多高？红色大指示灯的分贝表显示的数据有什么用？真有这么高吗？为什么显示的这些距离——“梅园310米”“茶馆110米”——这么准？而那些老先生们为什么要用蘸水的毛笔在石板上练字呢？

我觉得现在上海女人几乎都很漂亮？为什么我忍不住看着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这个或者那个我很久，可能很多年都没有想到的欧洲女人？

为什么所有的人，真的几乎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方，地铁里，大街上，商店里，都在看手机？为什么我不把手机拿在手里，不盯着显示屏，只是四处看看，就会觉得特别？为什么看到一位老先生在地铁里翻着书，我会感到惊讶，几乎是震惊？也许这里禁止人们不拿手机？

我听不到市中心的树上有鸟在叫？那他们在哪里唱歌？

也许这可以算作我对上海的描述。

徐芳:现在，你可以听到许多鸟儿在市中心的树上歌唱。欢迎再次来到上海！

附录一:诺拉打电话给我

柏林作家和其他人一样，已经在家里呆了几个星期了。我们的新书发布和阅读活动都被取消了，但是和其他职业相比，我觉得我们的职业并不是最差的，因为毕竟我们可以专注于下一部要写的书，如果它能在这个难得的时代成功的话。有时我们会在晚上见面，经过空这座流浪城市(仍然允许彼此保持安全距离)。有时候我们也在电话里聊天。下面是我和诺拉·博森(N)的对话。

n:隔离可能对我们写新书有好处。

大卫:请隔离，我已经受够了。住院一年足够我一辈子。

n:也许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写一本书。现在大家都坐在家里，过着作家的生活。

大卫:你仍然可以坐在咖啡馆里。你不能在家工作。

你总是起得这么早去图书馆，你这个书呆子。

大卫:不再是了。

我被邀请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展。取消了。

大卫:我应该去伊朗的。

我去年去过那里。哦，不，前年。

大卫:也许我们已经旅行太多了？你为了你的书去过非洲多少次？美国呢？法国呢？还能去哪里？

你呢？你去过中国几次？

大卫:经常。四月份应该在上海教一个月。我也应该参加新书在北京的首发仪式。《四个苹果》即将出版。

n:应该，应该，应该。我应该在五月份搬到瑞士的。

大卫:然后呢？

n: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没有阅读活动。都取消了。

大卫:我今天应该在梅乾州吃一个。明天在西格堡，星期五在施玛伦堡。

听起来很刺激，大卫。

大卫:现在我们只能靠卖书的收入生活。

那我们可能会饿死。

大卫:是的，我很快会的。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暂时让艺术家挨饿。

你不能再去伊斯坦布尔了，是吗？

大卫:我不能，但是我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

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的生活错过了哈勒弗勒咖啡馆的夜晚呢？

大卫:可悲。空在那里荡秋千。我再也不能在阳台上跳舞了。“自大狂”咖啡馆也关门了。

n:我们还需要写更多。我们通过电话。

大卫:写作？我讨厌写作。我不能在家写作。所以我总是要出去。

恩，如果现在每个人都坐在家里，他们可以给我们写信。

大卫:我也可以和乌龟一起走。晚上一个人。

你身边有一个摄影师。而且乌龟不是真的，是塑料做的！

大卫:现在不要背叛这一切。图中看不出来。哈哈。

大卫:晚上的柏林就像过去的空空.之夜一样摇摆不定

你的豪华游轮之旅怎么样？难道不应该在游轮上开个读书会，拿个最高奖吗？

大卫:我从来没有答应过。我没疯。最迟第三天，我要跳进大西洋。

附录二:被遗忘的电话巨人

【这段对话是和作者父亲的对话。作者名为《被遗忘的巨人》，出自作者2019年夏天新出版的小说《被遗忘的巨人》。小说以老年痴呆症为主题，成为德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反映这一问题的作家之一。小说一出，反响很大，一直备受关注。我不记得父亲的生日和年龄，但我没有忘记德国历史上的痛点。这种深深植入基因的集体记忆是德国目前尊重和信任的基础？-编辑]

“爸爸，生日快乐！”

“哦，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我多大了？”

“77。”

“这么老了？太神奇了。你在哪里，我的朋友？你从哪里打来的？”

“我在家。在柏林。”

“哦，对了，那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

“现在活着。我在这里住了二十九年了。”

“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呆在莱茵河畔的波恩呢？真的要去西伯利亚吗？”

“我没走那么远。”

“我以前去过柏林。坐飞机去。”

“是的，我知道。有时，你带着你的母亲，我或米利安。”

“我到底要去那里做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

“你有课，还有咨询。后来我妈去世了，你经常去那里准备统一德国。”

“听起来很重要。太重要了，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记得战争期间我父亲经常在柏林。他多次往返于慕尼黑、柏林和拜罗伊特之间。而且，因为战争期间他经常在柏林，所以后来被监禁了。”

“在纽伦堡，我知道。一千天。”

“是吗？我以前告诉过你吗？”

“不经常，会有一两百次。”

“至少我不会忘记。对于未能实现千年的帝国，他每天也要坐一天牢。”

“他值得吗？”

“我想是的。我一直在想，他和我妈，我最亲爱的人，可能都是坏人。”

“这是你的人生故事，不是吗？你爱的人是不是坏人的问题。”

“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父亲算作我最喜欢的人。他经常心情不好，对我妈态度不好。”

“那我一直比你好。你几乎总是心情很好。我会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人。”

“是吗？你真慷慨！你尊贵的人物圈有几个人？”

"最近我经常想起我的另一个祖父，你的前岳父."

“真的？”

“不，不是英国人。我是说你的第一任丈夫。你的第一任妻子，我母亲的父亲。”

“约瑟夫？”

“是的，约瑟夫。”

“约瑟夫实际上并不叫约瑟夫。他原来的名字叫彼得，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样，但因为不喜欢他，就自称约瑟夫。”

“他不是在一战中摆脱了可恶的父亲吗？”

“对，是1914年，很早就被杀了。”

“多少代过去了，我是不是第一个不能当兵的？”

“那可能有点远，回到很久以前，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曾祖父的父亲，是否都参加了统一战争。但我知道你的祖父约瑟夫，他的名字叫彼得，最终成为一名士兵，并在1939年至1945年间在欧洲作战。他先去了法国，然后在俄罗斯打仗。”

“他没有征服他们。”

“幸运，我的朋友，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会坐在西伯利亚的某个地方。”

“有时候，我记得我有点像他:先是在法国呆了两年，然后在罗马尼亚呆了六个月。只是我没去过俄罗斯。”

“你忘不了战争和这堆德国垃圾吧？”

“你总是说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这一切。永远。”

“是吗？我说过吗？没错。你无法摆脱你的过去。你要一辈子带着。你要承担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

“那你给我拽什么呢，爸爸？”

“快乐，我不需要在任何地方行军，尽管重整军备和扩张。对此我甚至有点自豪，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间接参与过工业规模的杀人。”

“谢谢你，爸爸。太好了。”

“让我不骄傲，甚至现在感到羞耻的是，我们已经开始了一场破坏环境的毁灭性战争。我们在继续世界大战。是的，拉姆斯坦在哪里，现在德国汽车就在哪里...他们已经铲平了一切。”

“你把德国汽车工业和汽车出口看成是其他战争的延续吗？”

“是的，只是没有抓获犯人。德国有必要时操纵废气的传统。”

“你自己开车，就不会这么说话了。你曾经以德国车为荣。”

“我可能也老了才明白这一点。也许你也会。你女儿已经明白，她不坐飞机，也不喜欢汽车。我觉得她比你聪明。”

“希望如此。”

“她明白我们做了什么，好像你没有。”

“我没注意到，我的朋友，我的孙女怎么样了？她什么时候高中毕业？”

“她已经参加考试了。她上过大学。”

“哦，读什么？”

“药，你懂的。”

“哦，是的。当时我妈很想让我学医当医生，就像她爸和她两个哥哥一样。”

“还有我的父母。”

“是的，你妈妈也是医生。我忘了。”

“你妈妈的哥哥怎么样了？”

“你是说诺伯特叔叔和伍迪叔叔？”

“对，我说的就是他们。”

“年轻人飞进斯大林格勒老人的包围圈，死在那里。他是我妈最喜欢的哥哥，比她小几岁。他学得很快，因为他担心战争会在他去前线证明自己之前结束。”

“他得到了机会，可怜的人。现在我们又在谈论战争了。”

“想象一下，他在柏林读书的时候，会时不时在街上遇到我父亲和他姐夫。”

“你爸爸，我爷爷？”

“是的，战争期间他经常在柏林。你，你也在柏林吧？”

“是的，爸爸。我在柏林。在战争中。现在打电话给你聊天，我深深沉浸在过去。”

“也许你有时会遇见他。”

“谁？”

“我父亲。好久没见他了。”

“是的，也许是。对了，今天是重要的一天。”

“哦，是吗？为什么？”

“今天是你的生日！”

“真的吗？我多大了？

“77。”

“七十七？你看。我真的不年轻了。但仍然没有长寿成为玛土撒拉。”

"世界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事情。"

“是吗？怎么回事？”

“疫情，爸爸。疫情停止了一切，一切都静止了。”

“哦，我读过了。我记得，我们已经忘记了最后一次，尽管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如马克斯·韦伯(1864.4.21-1920.6.14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死于肺炎，据报道是由西班牙流感引起的)和埃贡·席勒(1890.6。我想了很久，他们是在西线阵亡的。”

“哦。”

“而我的父亲，你的祖父，几乎染了色，不到二十岁。”

“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1900年.他从来不需要做算术就能知道自己的年龄。”

“你得计算一下。你今天几岁？”

“想象一下我父亲去世前的经历。经历了一、二、三、四个不同的德国。”

“凯撒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联邦共和国。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历史。”

“你呢，我儿子，他孙子？”

"我只知道旧联邦共和国和新联邦共和国的附属地区."

"我出生在千禧年帝国结束前两年。"

“你知道你出生时德国地图册的世界历史记录是什么样的吗？”

"一张张德国国防军的地图，从欧洲的比利牛斯山脉到高加索，从北开普到北非？"

“有这样一幅画，是的。但是还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地图。”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战争失败了。战争的结束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我只有两岁，铃声响了——但可能只是我妹妹。我应该很开心。”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的世界历史接下来怎么继续？”

“德国分裂，冷战。柏林墙的倒塌和街区阵营的崩溃，故事的结束，新的混乱和美国世纪的结束。”

“就在美国开战之前，最后一次疫情开始了，对吧？

“是的，1917年。”

“什么时候结束的？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他看起来至少像一个死去的罗马皇帝，腐败无能，这是一种颓废的现象。现在轮到中国了；中国又崛起了。我们在里面生活了很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又崛起了？怎么又涨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和最富裕的经济体。只有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局面。”

“啊？”

“你去过中国，你见过吗？”

“是的，我想我将来会去的。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我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憧憬。希望大家都有状态。”

“为什么今天你想成为历史性的一天？怎么会？”

“你的生日，爸爸。”

“但这和世界历史有什么关系？”

“你和我，此时此刻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它们。”

“哦，是吗？我觉得必须先写。历史在赋予无意义的东西意义，不是吗？这个你懂的。”

“西奥多·莱辛(1872年2月8日至1933年8月31日被纳粹暗杀的德国犹太哲学家)？我记得他与噪音的斗争。”

“在非常规，也就是核战争中，我们会没有机会吗？”

“没有，两边都没有。没有人能在核事故中幸存。”

“我们很幸运，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这辈子经历过什么吗？”

“嗯，我看到墙塌了。我还在上学，坐在历史课上，还要用德国地图册熟悉世界史。”

"柏林墙的倒塌已经在你的地图集里了吗？"

“不，它刚刚发生了。世界历史就像现在，今天，这几周已经直播了。”

“怎么了？现在怎么办？”

“疫情，爸爸。”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也没发生。没错。一切都静止了，几乎所有人，所有人都呆在家里以免被感染。”

“今天的鸟儿多漂亮啊。阳光明媚，孩子们在隔壁的花园里玩耍，我可以看到龙岩山。”

“听着，多么安静，我打赌你不会看到飞机在空.上空”

“是的，上面什么也没有。停战。”

“这是悬浮的世界。什么都没发生，这就是事件。

“没什么？”

“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病毒引起的疾病。他们被招募了。”

“听起来像恐怖电影。”

“我们生活在里面，哪怕乍一看不是这样的。”

“现在世界历史是怎么结束的？”

“最后一个条目听起来还是未来。上面写着:‘1976年7月/9月，维京1号和维京2号软着陆火星:照片；土壤取样测试。

(感谢同济大学叶澜女士的协助和翻译)

嘉宾(附录作者)简介:大卫·瓦格纳1971年出生，德国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和莱比锡书展奖。最近出版了小说《被遗忘的巨人》(2019)。现在住在柏林。2014年《生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月再版。小说《四个苹果》本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叶澜。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国际教育和中德汉语跨文化教学多年。翻译的小说:大卫瓦格纳的生活，四个苹果，夏兰斯基的长颈鹿的脖子，以及许多福克布朗和英国圣公会克里斯托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