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宣统年间的 长春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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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宣彤二年冬(1910年),一场瘟疫沿着东北的中东铁路(今哈大铁路长春以北)向南席卷,造成东北地区至少五六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估计。瘟疫被称为“贝塞斯达”或“黑死病”。当时长春地处中东与南蛮的交界处(现哈大铁路长春南段),不可避免地成为继哈尔滨之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根据当时的各种统计数据,死于流行性疾病的有8000多人,包括长春本地人、游客和在长春旅游的,其中长春本地人约占6000人;防疫消耗了26万多两官银,更多的间接付出和损失是商家和民众造成的。
追根溯源,瘟疫起源于俄罗斯。今年秋天,在俄罗斯远东为俄罗斯人猎杀旱獭的中国工人感染了鼠疫。为了避免疫情在本国蔓延,俄罗斯人把接触过疫情受害者的中国工人遣送回国。结果疫情首先在这些华工定居的中东铁路口岸满洲里传播,然后沿着铁路向东传播,在华工居住的哈尔滨富家店出现并爆发。
疫情爆发后,清政府立即任命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医生、医学博士连德武为首席医官,前往哈尔滨负责当地和东北的防疫工作。
松花江以北和中东的铁路干线成为疫区后,控制铁路的俄罗斯人开始将中国的“劳工”(外出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流动人口)免费运送到南方,然后运送到铁路南端的终点站宽城子(长春)站,再予以遣散。后来,铁路当局也限制中国人向北和向东旅行,不允许进入俄罗斯。长春聚集了大量来自中东铁路的“打工者”和商人。
长春当时是东北中部的商业中心。日本和俄罗斯在这里都有铁路附属场所,疫情对他们影响很大。于是两国在长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0月底俄罗斯人在宽城子站设立检疫站和隔离医院,对中国旅客进行检疫隔离。日本满铁派医学专家到哈尔滨检查,回去后提出“长春紧急设法预防”的建议。
尽管如此,当年11月14日,宽城子站出现了首例中国工人感染流行性疾病的病例。第二天,满洲铁路长春站立即“禁止一切苦役乘车”,并关闭了“苦役”从北方经长春南下的大门。然后在挂靠区陆续设立防疫中心和隔离中心,对进入挂靠区的人、车、乘客进行检查。发现症状的送到隔离中心观察。
历史上全国各地防疫的一般工作都做过,比如成立了预防接种局。这一次,在北满发生瘟疫之后,驻扎在长春的兵北路、吉林西南路、长春府两级官员,因为手中有官报和其他报纸,很快就了解了情况。当时《盛京时报》每天都有报道,经常在长春的政、警、学、医、商圈看报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好人”,尤其是“苦力”,并不知道瘟疫正沿着铁路向他们逼近。
李淑恩领导的长春防疫
面对疫情,清政府虽然派连德武到哈尔滨进行防疫,但没有统一的综合防疫和治疗方案,也没有制定科学的政策。除了有限的分配,清政府民政部发布给东三省督抚的所有政令,无非是强调健康和养老,大多是原则性的。而东部三省有疫情的地、县等地方政府互相借鉴,尤其是日本、俄罗斯铁路附属地区的防疫措施,逐渐见效。
当疫情在哈尔滨爆发,很多“苦力”滞留长春,无法南下或北上,长春道孚政府开始行动。首先,长春知府何厚琦为了早防,于11月初成立了长春防疫站。防疫会议一开始由何厚铧领导,后来改为两级领导体制,Xi南路的路员李殊恩任办公厅,何厚铧任会议办公室。防疫委员会下面有医院,随时准备救治被发现染病的人。
铁路沿线南方的疫情来得相当快。12月的第二天,长春傅增兴商行的店员从哈尔滨长大,第二天晚上就去世了。长春出现首例流行性死亡病例。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每天有四五六个人死在城市和商业港口,不断增加。整个12月初,“有60多人感染了这一流行病,其中30多人死亡”。疫情的受害者都是“苦工”、商人或从北方回来的人。
当时,有3000多名“苦力”和商人滞留长春,成为“生活贫困”。他们拥挤在长春商埠、客栈和城里的男孩房里,十几个人和二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互相传染,促使疫情迅速爆发。最后,从12月10日开始的两三天里,“土特产店柜台群已经有十个感染者”从未离开长春。这表明这种疾病现在是当地的地方病。
不仅在长春市内外,而且在日俄铁路附属地。长春疫情在12月初密集爆发,报纸惊呼:“目前该县的瘟疫极其猖獗,无法预防。”
面对疫情,长春防疫站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它宣布了八项禁令,禁止出售驴和马肉等。,要求学校立即放假,妓院、茶园等拥挤场所立即关闭;另一方面,迅速聘请医生,扩大医院,托儿所、防疫中心(也称防疫中心)、收容所(即疑似医院,也称隔离中心)等。是用来检查、治疗和安置病人的。防疫站下面的检疫小组和巡逻人员一起“挨家挨户详细调查,染病者立即送医院治疗”。
虽然防疫社会正在积极行动,但由于没有科学的认知,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和防护措施,很难阻止疫情的蔓延。只需要把疫情灾民的房子烧了,用硫磺熏房子,用生石灰撒房子。腊月中旬,疫情愈演愈烈。到12月17日中午,防疫站直接鉴定只有137人。同一天,又有43名中国人在头道沟附属的隔离中心患病,第二天早上有13人死亡。到目前为止,长春至少有150人死亡。12月20日,有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约500人遇难,其惨状与哈尔滨富家店相同”。12月下旬,据报道,长春有900多人死于这一流行病。
此时疫情已经蔓延到长春北洋三镇军营,短短十天就有50多名士兵死亡。南关到南岭军营一带也成了疫情集中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2月18日,李殊恩果断将防疫学会改为防疫总局,并增设机构协调各方开展综合防疫。
此时疫情已经蔓延到奉天(今沈阳)并越过山海关跟上京津,成为清政府和东三省诸侯最重要的事。他们通过外事部门聘请了一些英日专家参与,一些科学的防控方法已经见诸报端,并在哈尔滨、奉天等城市实施,取得了成效。李殊市借鉴其有效方法,采取了强隔离、封城、消毒等措施,到年底有效缓解了疫情。具体做法主要包括:
第一,坚持对城乡居民特别是程响居民进行逐户检查,立即将感染者送医院治疗或隔离。
第二,在城南十里堡租下三家客栈和数百间民房,设立大型隔离场,将长春大北门、大雄门和商埠周围的小店和厨房全部查封,并清除滞留在此的3000多名贫困居民进行收容隔离。
第三,把当地卫生条件差、住在城厢密集的“细民”安排到当时疫情相对温和的村庄,“给他们煤火、饮食、隔离”。
4.前期关闭了所有的小店、厨房、戏楼、妓屋、烟屋等场所后,中层以下的市内商户被勒令停业,城门被关闭,不许随意出入。
五是疫情受害者的部分房屋被连续焚烧,以及极其污秽的闲置房间。
在当时缺乏有效的医疗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及时发现和隔离患者,以及交通封闭措施更为合适。但是当时有人不配合,患者经常从隔离中心逃出来,很难彻底隔离。特别是移民十里堡和关闭中小企业这两项措施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不仅住在城里的3000多名穷人不满,城里的居民也反对,因为他们即将庆祝新年,不能接受切断交通和关闭商店。此时,坚持全市独立防疫并与李树恩发生矛盾的何厚琦,以及同样因营业税问题与李树恩发生矛盾的长春商会,从反对立场对其提出挑战,致使吉林省省长陈左右为难。为了缓和矛盾,顺应民意,陈只好请东三省巡抚两江,“李淑恩暂卖审判部,留其防疫”,然后调任奉天知府孟为西南路警备道“暂代”。
尽管李殊的隔离病人、关闭商店和封锁交通等措施遭到反对,但从后来的流行趋势来看,结果是巨大的。从腊月中旬开始,单日死亡100余人,到腊月末,每天轮流倒下的有20余人、十余人、少数人,直到孟接班后正月初一初二都是零。
孟领导的长春防疫
宣彤三年(1911年)正月初一,孟接掌西南路和长春防疫的职责。
孟,直隶青云人,曾任长春、双城知府,深谙为官之道。他知道这次换掉李淑恩的原因,所以来长春的时候看到感染人数一天比一天少,接手的时候基本回到零,以为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此外,过年期间,为了顺应民意,他在正月初二下午促成释放了3000多名生活在十里堡的孤苦伶仃的贫困群众,并对关闭的影剧院和妓院给予补贴,部分允许经营,交通不受控制。“好人”回家,瞬间赢得了城里商人的赞誉。
但是,孟的举动突然扭转了长春的防疫形势。3000多名与世隔绝的生活贫困人口没有固定的住处,被释放后只能在城乡之间流动,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更有甚者,1200多名商人冲进满洲里铁路长春站,“请满洲里铁路站长开车”,也引发了谈判。
一系列控制措施的放松导致长春市疫情急剧恶化。根据防疫站的报告,从第三天到第九天,在城市和商业港口,感染人数每天从30多人增加到90多人。
孟宪宇的做法引起了日本和俄罗斯驻使馆领事的强烈不满。他们与吉林省长交涉:“孟导上任后,处理防疫违法,隔离中心的人全部释放,导致疫情数次蔓延。”颇具影响力的《盛京时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路军之变的由来》的文章,指责孟尝君“疫情比以前更盛,尸体不算,盖孟道的政策是反对前者的...至于防疫,我很少关注。”这时,长春居民看到疫情严重,开始反对孟,主要是反对撤销大面积隔离场所。
面对疫情的反弹,来自日俄的不满,以及该市居民的反对,孟从正月初十开始在长春市东部的坂子沟租房子,把还留在长春的穷人(很多都已经离开长春)全部驱赶到那里重新隔离。同时,“模仿日俄方法”,在市内外建立新的隔离医院和隔离中心。然而,这已无法阻止疫情的迅速蔓延。瘟疫在长春像一个移动缓慢的魔鬼一样肆虐,在元宵节前后达到顶峰。“宽城死了几百人”。此时,据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全市已有1111人,城乡不少于2500人。
整个正月和2月上半月,长春每天都有疫情受害者。市内疫情肆虐,长春周边很少受疫情影响的村庄也深受其害。据报道,农历十二月期间,长春附近的村庄有50多人死亡。虽然距离上没有统计,但是应该很少。第一个月,仅第九天,长春周边村庄就有多达58人死亡,年中至少有443人死亡。而且由于防疫知识缺乏,防疫措施跟不上,全村人都死于流行病。后来在长春的疫情死亡统计中,乡镇占了一大半。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孟此时才真正知道了长春防疫的难度。但当官多年,还是有相当能力的。为了迅速控制疫情,他联系长春地区,与日俄密切合作,完善防疫机构,严格控制城内外交通,督促检查感染者,火化尸体,指示商人不要听信谣言,管好猪、狗、牲畜,要求延期上学,马车和洋车要定期去派出所消毒。最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疫情得到了控制,取得了长春防疫的最后胜利。
在孟采取的所有防疫措施中,隔离、交通中断和火葬是最困难的。
孟接管长春防疫时,长春防疫总局设立了两所医院(一所治病医院,一所疑似病医院),一个检疫站和一个卫生埋葬队,一个十里堡隔离场。孟接任后,他增加了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在短短几天内取消了所有隔离措施后,又下令在市内外新建隔离场所。到防疫工作结束时,他在长春市和农村地区更新和增加了13个防疫分局,2个流行病医院和1个疑似医院,以及隔离中心、拘留中心、卫生清理巡逻队、检疫检验办公室和交通堵塞办公室。
关于隔离,因为疫情爆发,需要隔离的人很多。孟对坂子沟的贫困人口进行再隔离后,在市内外增设了隔离中心和看守所,隔离中心最多可达7个,看守所最多可达4个。
防疫后期,板子沟隔离场取消。然而,为了防止滞留的穷人因为厨房和小店被关闭而没有地方吃喝,孟听从了省长的命令,要求长春政府派人在长春附近的城镇和村庄租房,为穷人设立几个住宿的地方,并收养无家可归的穷人,直到疫情结束。
阻断交通、控制人流和物流是李淑恩从一开始就实施的一项有效措施,但被孟废除了一段时间。在疫情反击和人民恐慌的情况下,在日、俄等国向中方交涉的情况下,孟立即纠正并重新实施了这一措施:从正月十八日起,未经防疫局批准,禁止进出城市,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有效防止了城市疫情恶化和向农村蔓延。孟立即与长春共同制定了《封路宪章》,并得到严格执行。
染病尸体的火化最早是由连德武在哈尔滨进行的,后来传播到各地。孟接到有关指示后,立即贴出通知,告知百姓实行火葬。长春从正月初十到十五开始焚烧染疫尸体。孟决定将城西门外的老虎沟改为集中火葬场,以便快速集中处理染病的尸体,避免零散火化带来的不卫生、不舒服的感觉。报道称,从第一个月的第21天开始,所有疫情受害者都被“运送到现场进行焚烧”。有学者考证,长春在防疫期间火化了4643具染疫尸体。
采取上述有效措施后,长春城乡疫情在第一个月有所减缓,2月中下旬逐渐消退。而且天气越来越暖和,气候不利于鼠疫病毒的生存,各种防疫控制措施逐步解除。
首先要放下的是商业和交通。2月中旬,工商会要求,在严格消毒的前提下,食品客栈等。一个接一个地开放,经济活跃起来。年前不卖的粮豆陆续上市,运粮进城的大车也日益增多。“所有的粮商也都跃跃欲试,越来越红火,过去没有被冷落。”。鉴于十几天没有新的疫情发生,3月3日全面解除了停业和控制交通两项措施。
其次,一直放寒假的中小学从3月15日开始开学,封得最严的操场和妓店也从3月16日开始营业,标志着长春防疫工作的结束。
三是疫情完全平息后,先后取消了检疫所、防疫分局、看守所等机构。最后,3月30日取消了防疫总局。长春市的防疫工作正式结束,善后工作由省、省直部门相关机构接管。
历史应该记住的人
长春防疫历时5个月,动员了数百名政府医生,很多巡警和军队参加。在防疫过程中,各级官员在空的压力下统筹规划,医疗、警察、军队各行各业不避危险,迎难而上,为防疫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做出了巨大牺牲。抛开官员不谈,那些基层防疫人员的牺牲是最值得敬佩的。
负责防疫医院的长春医务人员朱立人,在防疫工作开始后不久(农历腊月期间)因疫情在工作中死亡。他的哥哥朱在大佛寺防疫科当医官。他在失去哥哥的悲痛中并不害怕,仍然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不幸的是,他也在第二年春节后去世了。兄弟俩都为长春防疫献出了生命。当时有一个隔离中心,有19名医生和哺乳妇女,都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第一个月感染的,其中18人相继死亡,隔离中心不得不关闭。
从防疫开始,长春市城乡巡警就被分配到防疫工作的各个方面。最危险的任务,如交通中断、隔离、搜寻染病尸体、焚烧染病房屋,甚至集中火化染病尸体,都是由警方直接承担或领导,以致很多警员死于流行性疾病。疫情最激烈的第一个月,就有30多人死亡,长春市南部,靠近南关和南岭。南岭驻军在鼠疫流行初期受害最深,有270多名士兵死于鼠疫。但后期长春在遇到堵车困难时,也派兵把守城门和主干道,使这一防疫措施得到严格执行。
正是这些医护、军警、省政府的官员,为换取疫情的结束和长春灾后的重生而战斗牺牲。尤其是那些因公殉职的人,虽然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但在长春历史上应该被铭记。
长春的军警和医生不仅投身于长春的防疫工作,还无私地支援其他地方。疫情在哈尔滨肆虐时,长春奉命抽调200名巡警协助防疫,部分巡警在当地死亡。长春星亚药房的西医冯景三,受双城府之邀,协助救治疫情。他不仅用医术在双城救人,还成了长上有名的故事。
疫情结束后,三省省长和吉林省长联合演奏音乐会,对三省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对因公牺牲的防疫人员给予抚恤。无论谁给活着的人奖励,所有因公殉职的人都得到了相应的抚恤金,其中城西大佛寺防疫科的医务官朱得到的抚恤金最高,“优待赠送2200悉尼的t恤”。
(作者孙延平,吉林省民间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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