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说家纳博科夫像个小混混，作为文论家他却像个老教授

本篇文章3625字，读完约9分钟

“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在一部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一幅俄罗斯生活的画面，因为他知道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不是历史上一个普通的现实，而是一个作家以他个人的天才所创造的一个特殊的世界。”在《文学讲义》中，纳博科夫写道。

纳博科夫不怎么写文学评论，但每次上课前都会写下长长的讲稿。随着课程的展开，纳博科夫会不断修改。他几次试图出版，借口需要修改又收回了几次。直到他去世，《文学讲义》、《堂吉诃德讲义》、《俄罗斯文学讲义》才出版。

很早就用中文出版了三本书:1991年《文学讲义》，2007年《堂吉诃德讲义》，2007年《俄罗斯文学讲义》。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这么快介绍出来，是因为文学评论家纳博科夫和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反差太大:后者冷酷、犀利、不近人情，而前者则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专业性。如果说前者像一个老教授，穿着晚礼服，行事谨慎，那后者就是一个戴着蛙镜，经常吹口哨的小混混。只有深刻理解前者，才能知道纳博科夫为什么选择后者。

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集中出版了纳博科夫的三部文学理论，对全面了解另一部纳博科夫颇有帮助。我们不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描述这三本书的价值，哪怕这个比喻并不恰当:把它们压缩成一本书，大概就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在文学理论的逻辑、视野和方法上都远远超越了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的三种文学讲座

作者:[美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者:沈等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为什么纳博科夫不能成为安兰

在美国的俄罗斯作家中，纳博科夫和安澜大概是读者最多的两位。

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少年时代都在俄罗斯接受过优秀的教育，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才华，都是作为逃亡者离开了家乡。况且都是彼得堡人。

在俄罗斯历史上，彼得堡和莫斯科代表两极。

彼得堡原本是一片荒地，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建城的地方”。因为强硬的彼得大帝，它一度成为旧俄罗斯的首都和敞开的窗口。彼得堡没有历史，这里的贵族都是半强制搬迁。他们更喜欢用法语生活，父母基本不和孩子交流。因此，在回顾童年时，纳博科夫更喜欢写他的保姆。

彼得堡人，作为更欧洲化和“优越”的俄罗斯人，有着深深的身份焦虑，而这种焦虑被空强化了，因为逃避俄法战争的贵族和农民战斗到底构成了人们的刻板印象，以至于贵族开始在农民中寻找“俄罗斯人”。

经过几代作家的努力，《俄语》已经充满了这样的内容:粗糙的表达，深沉的激情，发自内心的真诚，对命运无常的悲伤，对道德原则的坚守...

很明显，这是一个贵族风格和贫民风格混合的菜单，真正满足了贵族的审美情趣。体现在小说中，就是用所谓现实主义的琐碎描写来建构人生的意义，然后让小说中的主人公代替自己反复下跪。

这种伪天启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只能以谎言行走。举个小例子:伏特加酒是俄罗斯人的第二血液，是俄罗斯小说中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这种酒是从国外进口的，沉迷其中是后来形成的习俗。

在现代俄罗斯，有很多不幸。因为挫折太多，有一种自怜的感觉，让人忽略了假天启的风险。

很明显，安澜掉进了这个陷阱。安澜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但她的写作态度是传统的，仍然用文字来修饰思想。她描绘了一个不存在的世界，让人向往，只是因为她觉得这个世界“正确”。安澜脱离了旧的意识，却没能脱离旧的习惯。她不断抛出“振聋发聩的句子”和“大话”，试图扮演一个充满激情的角色，但实际上她还在伪启示录的门槛之内。

相比之下，纳博科夫要善良得多。在小说世界里，他调皮、聪明、幽默，简直就是个局外人。只有阅读他的文学理论，我们才能发现纳博科夫的小说是深刻思考的结果，其中包含着他对俄罗斯苦难历史的深刻反思。

伟大的小说都是伟大的童话

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反对所谓的现实主义。毕竟小说中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小说也没有能力真实地反映“现实”。因此，纳博科夫在《文学讲义》中说:“在我看来，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幻想，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独特的个体眼中的独特世界。”

其次，小说的核心是文本。没有文字，小说什么都不是。小说的文本是一代代积累下来的，后代作家总会根据前人经典的阅读创造出自己的形式，即“文本就是一个世界”。这是新批判理论的基础，但纳博科夫大概是从实践中得到了相关知识: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小说家只是一个职业，从业者是为消费者服务的。但在俄罗斯，小说家是艺术家、政治家、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意见领袖。在《俄罗斯文学讲义》中，纳博科夫写道:它被称为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只有100多年。这期间俄罗斯在其他精神方面没有什么进步，远远落后于欧洲，只有小说领先。这显然不正常。

第三，小说不是功利的，而是有趣的。《文学讲义》开头，纳博科夫写道:“其实，伟大的小说就是伟大的童话。”

把这三点结合成一点，即米兰？昆德拉的“科学智慧”与“小说智慧”的对立，是纳博科夫用“常识”取代了“科学智慧”。

在纳博科夫看来，“常识”是现代人创造的一个巨大的谎言。它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定义了这个世界。在“常识”的幌子下，人们看不到更大更“不平凡”的世界。

“常识”不断创造它的帮凶——按下开关，灯就会亮；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就会喷出来……他们比教育者更厉害，反复提醒人们世界是合理的，有理由就有后果。

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一定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因此，纳博科夫把文学视为驱散谬误的良药。

纳博科夫的谬误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常识”误认为真理，二是主动扮演他人。于是，文学评论家纳博科夫和小说家纳博科夫之间的区别被打开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戏仿和恶搞不是低级趣味，而是为了虚假的面孔。

纳博科夫说:“我们要尽量避免犯那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在小说里寻找所谓的‘现实生活’，不要试图把事实的虚构和虚构的事实调和起来。”这可以算是文学的钥匙。

什么是小说

但纳博科夫给出的关键是反的，即他告诉读者什么是文学不是，但没有说什么是文学。

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哲学陷阱:如果纳博科夫说出文学是什么，他就成了编造“常识”的一部分，成了他最讨厌的那种人。什么是可以用什么不是来回答的，势必陷入反智和暧昧的困境。

拒绝正面定义，纳博科夫不得不选择暗示小说的多元性和文本性。

从多个角度看小说，纳博科夫创造性地指出，尼古拉·果戈理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塑造了许多中产阶级的边缘人物。因为向上的管道已经关闭，他们感到迷茫和无助，这其实是尼古拉·果戈理本身的写照。正如纳博科夫所说:“作为一个作家，他生活在自己的镜像世界里。”

尼古拉·果戈理作品中这些人物的多样性构成了一种美。纳博科夫认为，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在于其多样性传统。

基于多重视角，纳博科夫对唐吉诃德的态度很苛刻。他以为是为了娱乐读者而写的长篇小论，结果却是注水。“这是一个疲惫的作者，他正在填满很多东西。这时候他已经没有精力完成自己的主要创作了，就专心做次要任务。”他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残酷的主题。”

从文本的角度来看，纳博科夫认为真正的小说读者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读者”。

对“重复读者”的解读需要细化到这样一个程度——在《变形记》中，主角格里格在变成甲虫后再也没有发现自己背上长了翅膀，如果意识到了，他可能会选择不同的生活。这是卡夫卡永远不能允许的结果，所以他必须用更复杂的情节让格里格和读者忘记这种可能性。由此产生的拖延为未来的创造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空空间。

哪里有美，哪里就有怜悯。

纳博科夫暗示的文学定义有一个漏洞:文学是多元的、文本的吗？日常对话和微信交流是文学吗？八股文算不算文学？

在定义不清的同时，纳博科夫也承担了文学的额外责任，即批判庸俗。

纳博科夫怎么说粗鄙和米兰？昆德拉的“媚俗”应该也是这个意思。纳博科夫曾经说过:“文学是最适合庸俗的滋生地之一。我说的低俗文学不是贴着低俗标签的东西，也不是英国通常归类为‘廉价恐怖’和俄罗斯归类为‘黄色小说’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文学糟粕，很奇怪，有时还含有健康的成分，很容易被孩子和头脑简单的人接受。...那些畅销的书，那些‘刺激、深刻、美好’的小说，正是这些‘高尚、强烈’的书，包含并提炼了庸俗的本质。”

但是，对低俗的反抗本身是否也会导致低俗？当恶搞、黑色幽默、恶搞、背叛成为时尚，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如果只能通过继续反对和反对过去的反对来确立自己，文学必然走向高低贵贱，自我将被囚禁在犬儒主义的牢笼里。

像大多数从事文学批评的作家一样，纳博科夫也有敏感和不严谨的缺陷。毕竟支撑文论的基础是“常识”，纳博科夫肯定不愿意被“常识”操纵。

纳博科夫的文学理论虽然欠GAI，但仍然有价值，是通向小说家纳博科夫的桥梁。纳博科夫的小说刻意放弃所谓的“灵魂”，而是不断在结构性文本上耍花招，其中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严肃性和对历史苦难的反思。

“有美就有怜”。在白银一代的作家中，纳博科夫的“俄罗斯人”是最弱的，他最终被深情厚重的抒情风格所羁绊，所以他就是纳博科夫。

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