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朱秀海:真实是写作的最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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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大型抗日战争电视剧《音乐会》,改编自朱秀海同名小说。这部作品从2002年初开始出版,Unity出版社今年发布的修订版是第三版。音乐会不仅是朱秀海个人创作的里程碑,也代表了军事文学创作的高度。小说以东北抗联的史实为依据,生动地再现了以秋·为首的第十六支抗联部队的诞生到全军覆灭的过程,充分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
评论员朱认为,朱秀海对战争的反思是超前的、深刻的、勇敢的。作家的人道主义开启了超越国家大事、民族、党派的人类情感。音乐会是中国对战争反思的升华。近日,《中国读书报》采访了作家朱秀海。
中国读书报:《音乐会》已出版第三版。十八年过去了,读这部作品还是有强烈的震撼感。如何看待作品的生命力?《演唱会》转载的原因是什么?
朱秀海:感谢Unity出版社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推出新版《演唱会》。这是这本书的第三版。它非常漂亮,我对此非常满意。一部作品能在初版十几年后再版,说明出版商和读者都在不断关注这本书,也说明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阅读圈还是有吸引力的。你刚才说“现在读这部作品还有一种‘强烈的震撼’,这是对作者和出版者最大的鼓励。我觉得一部作品生命力的标志之一就是能不能持续转载,读者是在不断变化的。转载说明对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有吸引力(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标志)。至于Concert之所以能转载,我个人认为是写了一种抗战牺牲,不同于以往大量相同题材的作品。具体来说,不仅它写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生活对读者来说是新的,而且读者对战争和阅读引起的战争相关问题的思考也可能是新的。
中国读报:第三版加了多少字?增加了什么?每次转载作品都有修改吗?
朱秀海:加的字数不算,不算太多,但是还是有的,音乐部分有加有删,在音乐和战争之声混淆英雄的部分。第二版主要是删除,因为当时只出版了一本书,新版是第一、二卷,甚至之前的题字在编辑过程中也没有删除,可以说是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演唱会》。
中国读报: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展示了许多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演唱会》中的描写特别感人,尤其是秋谷、赵姨娘、小玉的死。详细的描述简洁克制,却又伤感压抑。写作时如何把握这些细节?如何才能理性冷静的处理战争的残酷?
朱秀海:小时候经常听到日寇侵华暴行的故事。长大后总是接触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一直以为对日寇的暴行了如指掌。但是到了1993年,我开始接触东北反联的历史,我的信心完全被摧毁了。《音乐会》中日寇的残暴来自作者本人对战争目击者的采访和原始资料的挖掘。我记得那时候除了采访老反联兵,每天都在跑北图(现在的国家地图),时间和写作持续了快一年。当年老反盟英雄自己给我提供了一些材料。你可能会在北图里看到一些非常原始的资料,有些是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写的,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不仅是杀人吃人,还有杀人吃人的细节。只要你至少对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有信心,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你还是需要冷静。你知道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真相。真理也意味着中庸。这可能就是你所说的理性。这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沉入了一条很深的河中,你看到了这条河最深的景观。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写出这些别人很久没听过的残酷历史场景。这并不是你开始这份工作的原因,但是一旦进入,把这部分暴行曝光于世,竟然成了你正在做的事情之一。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冷静地处理战争中的残酷是最好的战争写作,因为它永远不会影响你写给读者的东西的震撼。
中国读报:《演唱会》是以东北反联史实为依据,小说中的赵尚志等人物都是真人。在展示以邱为首的抗联十六军从出生到全军覆灭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史实和虚构比例?
朱秀海:我是在完成了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给的《黑红雪——东北反联斗争》的写作任务后开始写《音乐会》的,说是以前纪实文学的副产品,其实真的不是。相反,可以说写那本书只是为了准备演唱会。当时我发现,我突然闯入的东北抗联的真实历史图景,尤其是灵魂图景,是一部纪实文学所无法覆盖的,因为我没有写过历史的深层,没有写过战争中的人性和人心,更没有写过它在参与者甚至几十年后的生活中依然散发出的悲壮回声。写一部关于东北抗战十四年历史的纪实文学,各地都要照顾。由于空间有限,时间有限,很多新发现无法深入思考。只能用一部小说来写东北抗战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战争中的人心、人性乃至兽性,战争对人的生存的扭曲程度,战争带来的悲剧命运,战争对所有参与者造成的永恒的悲剧性伤害。连同他们对作者自身内心的映射和影响,以及他们对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影响(这一版比第二版有更多的叙述者之路,属于后者),只有把这些都写出来,我才能把东北反联的历史写在心里,那是艰辛的,每一个见证人的痛苦,以及人甚至狼在此期间所受的伤害。甚至敌人在这样的战争中失去了全部人性,变成了野兽,牺牲的不是自己,而是漫长而残酷的牺牲过程。
小说中以邱为首的东北抗联十六军的原型是东北抗联六军(东北抗联全盛时期只有十一军),书中的葛界地区就是今天的黑龙江汤原地区。葛杰河流经汤原,汇入松花江,是当年重要的反工会活动区域。虞丘郝的原型之一是第六集团军司令夏云杰。在东北抗联,尤其是北满抗联队伍中,他和第六军是抗日战争大英雄赵尚志的主要支持者和合作者,而汤原根据地则是赵尚志和他的著名抗联部队未能撤退却得到喘息的可靠后方。我一直认为夏云杰死得太早了。像书中描写的邱,死于1936年北满抗联主力西征前夕,归途中为西征军筹粮。初夏牺牲的直接后果是赵尚志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可靠的战略后方,他在整个东北反联队伍中的地位开始岌岌可危。书中描述的十六反从拉队到全军覆灭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部六反的军事史。当然,这是一部小说,其他军队的历史也不可避免的会掺杂进去。例如,李言平第四军,所有的部队都牺牲了。至于把握史实与虚构的比例感,我想我没有特别考虑过,因为史实实在太多,不能用悲凉来写,所以没有必要虚构。所需要的只是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感受他们的感受,想象他们的想象,在写作的过程中承担他们的负担。你已经有太多东西要写了,不需要再补什么了。
中国读报:小说不仅描写了日本人与东北抗联战士的激烈战斗,还描写了日本人、东北抗联战士与狼的战斗。在东北的原始森林和狼谷,狼是反联邦战士的敌人,也一定程度上掩护游击队。同时也是对日寇的威胁。在日军的轰击下,狼群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小说中狼有哪些特殊含义?
朱秀海:在抗联六军的真实历史中,狼一直和抗联队在一起,因为当时抗联队能生存的地方都是荒山野林,可以称之为狼的家。这时候人和狼形成了特别紧张的关系,但是当日本人想进山把反联邦彻底干掉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狼的敌人。就是这种情况让躲在山林里的反联邦战士和狼有了共同的敌人,实际上变成了互相掩护,互相支持,互相防御的关系,而狼可以和人成为朋友,形成依赖关系。作为野蛮杀戮的对象,他们也可以与人攻击同一个敌人。狼也有领土意识和生存权。日寇在这本书中和真实历史中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他们要占领中国,不仅要像反联邦战士一样消灭中国人,还要消灭另一种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生命,那就是狼。他们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做,几乎已经做了,但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在做的同时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他们把自己变成了比较。狼在真实的抗战史和书中都是真实的,并没有被赋予什么特殊的含义。如果读者能读到新的想法,那还不错。
中国读报:Concert渲染的战争“恐怖”比你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都要强烈,而这种恐怖,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看,更是触目惊心。为什么小说用倒叙和回忆来表达战争?你能谈谈你的想法的目的吗?
朱秀海:这本书里有金樱子的原型,当然不止一个,很多反工会女战士的形象和故事都进入了这个角色的塑造。不知道别人怎么写。我一直认为小说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作者所谓的有意为之的东西——我们一般称之为观念——也是基于这种自动成长,其实很少。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的写作任务,我采访了一位反联邦的老女战士,日复一日地交谈,每天都听到同一个人的故事,但这是一部完整而壮丽的战争史,而这个故事中隐藏的一条细线——被采访的女战士的个人生命线——在一开始只会被认为是一条不太重要的线,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坏了也没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你认为够强硬够有力的台词,在故事发展中被打断了。我说的是这些伟大的反联英雄,邱、,连同最强的反联人物赵尚志,整个反联十六军,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北满反联。这些你一开始以为永远不会断的线,突然断了,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是最弱最不可能活下来。生活的细线,偶尔的音乐,一直延续到最后,这条线突然凸显出来。在这样的历史中,所有历史人物,连同这样一本书,真正能大声讲述的真理脱颖而出:日本人想尽办法把所有宁死不屈的中国人杀光至死,甚至把战场上所有的狼都杀了,却没有杀死一个中国人誓要保护的小女孩,一对抗日的外国。日本人甚至没有杀死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孩,而是给了她一个在战争中成长的机会,直到她成为被全军杀死的反联邦军第十六军旗帜的继承者和拥有者,成为一个代表所有死去的英雄继续战斗的军队、民族和信仰的象征。日本人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从采访结束的那天起,我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历时14年的所有战争力量,都没有为了一个誓约而杀死留在中国土地上最弱小的女孩,而中国人誓死捍卫?等到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本书的所有故事,包括人们常说的思想——怎么写——都已经写完了,连同这本书将要讲述的思想。它还是自己长的,你的任务就是写出来。
中国读报:在我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前途一片光明,但演唱会向我们展示了战争带来的创伤是无法挽回的。英子一直渴望进入音乐学校,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战争造成了她的幻听,彻底摧毁了她的梦想,即使她赢得了战争,她也不可能成为一名音乐家。你的作品带给我们新的启示。能否简单总结一下你对战争的新思考和认识?
朱秀海:因为我从军时间长,所以从小到大还和战争年代过来的前辈们保持联系,数量很大。我本人参加过两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涉水过雷区,被炮弹击中。我和我的前辈都很熟悉战争创伤这个话题。我的一个战友郭友生,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天,脑壳就碎了。虽然获救了,但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他吃了很多苦,直到几年前去世。可以说,战争创伤直接影响了他的一生。但这是身体上的创伤,也是精神上的创伤。对于像书中金樱子这样的老兵来说,战争对他们的伤害往往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战争使金樱子失去了一生成为音乐家的梦想。战争也让更多的金樱子式老兵失去了对生活的期望。这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的一部分。只要有战争,这样的伤害就会一直存在。战争是阶级、民族、国家,但承受伤害的是他们。这是战争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也是人类的悲剧。然而,即使如此,我也不认为反战是一个真正的话题。尤其是今天,世界并不太平,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的战争乌云。我对战争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战争往往不可避免。只要人类还没有进入大同,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人类的狭隘而爆发。所以我说反战是个伪话题。能够打仗,时刻准备打仗,是永久和平的最好保证;第二,尽管存在争议,但战争中正义和非正义仍然是有区别的。古人说多助少,不是空话。这条路是人民的心脏,和平可以战胜战争,因为前者是人民所希望的;第三,尽管战争可能不可避免,但只要像金樱子这样的孩子生存下来,人类仍将是最终的赢家。战争有毁灭人类的力量,但还是不能毁灭人类。在这一点上,我仍然对人类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原因很简单。我们是人,人性是我们的天性。不仅动物性不能战胜人性,人性中最黑暗最丑陋的部分也不能战胜人性中最光明最勇敢的部分。
中国读报:被俘虏的日军松下浩二是在反工会队伍中长大的,他与瑛子等反工会战士的真挚感情特别热烈。曲不是主角,但也不能忽视。你在创作之初有没有想到这个人物?
朱秀海:这本书里松下浩二的出现代表了人性的回归。这样的人物在现实历史中也出现过。在抗联四军司令员李将军的回忆录《过去的岁月》中,有一段记载说,日本士兵在向抗联运送武器后,面对内心的冲突,不能自杀。看了很多井上清吉先生等日本人写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书,你也会发现“日本人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句话并非不真实。松下浩二的形象也是基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被遣返的日本士兵的个人经历。在书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比松下浩二遭受更大的痛苦。与书中的其他人物不同,这个人物是有意识地添加到金樱子的故事中的,因为毕竟我们希望肇事者有一天会回到人类中来,而在遣返的那一年,许多日本士兵已经在他们的忏悔书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返回。写下这个人物,不仅仅是写下希望,更是写下真理。
中国读报:为了保护抗联女兵的安全,小说里有一章是关于安排十六军女兵队的十二个姑娘全部结婚,和新郎一起分发给三军团和十六军主力的。这些女生的心理描写很细腻,很真实。你是怎么把握的?
朱秀海:这个故事真的发生在六反西征前夕。如果仔细阅读反联邦军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进入反联邦军的女兵往往是烈士遗孤,无处可去,只能被军队收留。还有一些女兵因为身份暴露在日占地区而被组织安排进了抗联队(著名的投河八女领袖冷云进了抗联五军,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一般都很年轻,身体不好,所以当他们几乎成年后遇到生死关头时,这是保护他们生命的最后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让他们所谓的“老公”在最危险的时候拉着他们撒野,不然他们跟不上。书中,金樱子在反联邦战争的十四年间娶了四个丈夫,也有一个故事原型。这一段的心理描写让你觉得“细腻真实”,可能是因为我是从一个加入反工会的老女战士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她是这次集体婚礼的“新娘”之一。作为证人,她的叙述细腻、真实、极其冷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中国读报:战争和音乐是一对矛盾:战争带来混乱和毁灭,音乐带来和平与安宁。为什么要从这样的角度来描述战争?
朱秀海:一个原因是直接从故事原型中移置出来的:金樱子的母亲是音乐家。金樱子小时候是在管弦乐队的背景下长大的。他从小到大几乎填满了音乐。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像母亲一样的音乐家;第二,战争和营养缺乏造成了“金樱子”的幻听,这也是受到了人物原型的启发。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写完初稿后就不能接受了。用我朋友的话说就是“太血腥了”。我该用什么来平衡这个“血腥”?对于一个本来就很虚弱,一直饱受幻听之苦的女孩来说,音乐起初只是模糊地出现在她的幻听中,但现在她长大了,发展成了一股一直存在于整个作品中的强大力量,代表着人性对兽性的反抗。这一部分的加入,使这本书不再“失重”。
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音乐的加入,我在写第二稿的时候,从头到尾都能听到一种“安魂曲”的歌声,既抚慰了书中的英雄烈士,也抚慰了自己的心灵。虽然不能完全让我静下心来,但还是帮我完成了这篇稿子的批改。
中国读报:瑛子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不想说”的话,终于如实说出了战争记忆。《演唱会》是小说,但读来很真实。有时候感觉作者在拿着相机直接给我们讲战争故事。这是你的本意还是你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人面对战争的残酷?
朱秀海: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真理是每一个作家作品最可靠、最丰富的故事来源,同时,真理也是作者写作时所能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如果其他作品有虚构,音乐会是个例外。每个战争参与者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战争记忆,他(她)不想说,但还是会说。这是我在采访战争目击者时经常遇到的。他们(她)之所以“不想说”却还说出来,是因为这些战争记忆是真实的,以至于几十年后依然震撼或激动着他们的心。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偏执的观点:一部作品功过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多少“不想说却还在说”的真相。说实话,在写《演唱会》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刻意表现残忍。感觉残忍是我进入这段历史时的一件事。一旦我开始写,你就不再觉得残忍,只觉得那是真实的历史。
中国读报:在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有一些通俗文学作品,虽然辉煌传奇,却淡化了抗日战争的残酷和艰辛,把自己神化,简化和丑化了敌人。你觉得现在的战争作品怎么样?如何评价Concert在当代抗战作品中的独特性?
朱秀海: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宣部向全国读者推荐《100本抗日经典》。音乐会作为一种小说,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时代在变,不熟悉抗战历史的新一代朋友进入了这个题材的写作,应该说是好事。读者或观众对自己的不真实感不满。历史叙事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总是会越来越简单化,这在司马迁的作品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有人曾经在这段历史中写下更多的真实性,形成文字,只要这样的文字能够一直存在,这段历史的真面目,即使有它的细节,也依然会被活生生地保存下来,直到被后人重新发现。我们只需要想想《史记》里的《廉颇蔺相如传》之类的作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知道林相如在渑池会议上的动作语言和表情,这要感谢当年太史公的写作。就像你说的,如果《音乐会》这本书在当代抗战作品中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话,我还是认为它最大的独特性可能在于它的历史真实性,包括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历史风烟的真实性,战争场面的真实性,尤其是人、人心、人性、兽性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曾经以怎样的情态呈现出最好的一面,而一旦这样的真相不是我们今天所写的,
标题:(文化)朱秀海:真实是写作的最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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